中新网上海新闻9月10日电 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上的“上海力量”——专访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现代史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江文君
记者 樊中华
80余年前，上海这一当时中国最大的经济、金融和工业中心，成为日本法西斯妄图“三个月亡华”和中国军民抗日救亡的“必争之地”。两次淞沪抗战对国际反法西斯斗争产生了何种影响？上海又如何以跨国人道主义精神形成战时平民保护的“上海模式”？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现代史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江文君近日接受中新网记者专访，对此进行解读。
中新网记者：上海在中国抗日救亡运动中有何关键作用？
江文君：上海是中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核心策源地。全面抗战爆发前，上海各界的抗日活动已形成规模。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市民自发组建抗日团体，上海律师公会发出北上抗日呼吁。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进一步激发了民众的抗日斗志。1935年北平“一二・九”运动后，沪上280余名文化界人士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进行声援，各行各业纷纷成立救国会，带动全国救亡团体兴起。1936年，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沪成立，选举宋庆龄、陶行知等为执行委员，上海救国会实际上起到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中心的作用。中共通过地下组织深入各界救国会，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民间初步形成。
展开剩余82%其次，上海是国共第二次合作的重要基地。1936年11月，潘汉年与陈立夫在上海沧州饭店展开首次秘密谈判，依托上海的特殊环境，国共双方持续秘密接触。1937年3月，国共双方开展正式谈判，同年淞沪会战爆发推动国共第二次合作达成。
此外，上海独特的城市条件为抗日救亡提供了重要支撑。作为中国最大的经济、金融和工业中心，上海集中了全国约31%的登记工厂数和50%的工业产值，英、美、日在华投资超60%集中于此，成为战略资源与外部援助传输的重要枢纽。此外，国际租界为抗日活动提供了隐蔽空间，使上海成为信息、情报与外交中心。市民识字率高、信息传播快、民族意识与国际视野较强，为运动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民众在上海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内参观。汤彦俊摄
中新网记者：两次淞沪抗战如何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抗战进程与国际格局？
江文君：1932年第一次淞沪抗战中，中国守军在闸北顽强抵抗，激发了全国的抗日决心。此战导致日本退出国际联盟，标志其彻底推翻一战后确立的国际秩序，也使其自身陷入了外交孤立。
1937年第二次淞沪抗战(淞沪会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的首次大型会战，中日共投入超百万兵力激战。日军以海陆空立体作战实施无差别轰炸，企图占领国民政府的财税重地上海，切断经济供给，实现“三个月亡华”目标。但中国军队坚守三个月，彻底粉碎这一图谋，为抗战转入持久战奠定关键基石：一是将日军主攻方向从华北引向华东，为依托地理纵深展开持久抗战创造战略条件；二是在三个月窗口期内，东部沿海地区148家工厂及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等高校内迁至西南大后方，为持久抗战保存了重要的军工产能和文脉。
更重要的是，此战推动了国际反法西斯同盟形成。此前英、法、美推行“远东慕尼黑阴谋”，企图迫使国民政府向日本屈服，苏联则保持观望。经此一战，中国抗日的决心与实力获得了国际社会认可。1937年8月，苏联率先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并提供援助，英美等国也随后转变态度，伸出援手。
市民用手机拍摄上海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殷立勤摄
中新网记者：作为当时中国的经济与金融中心，上海在抗战中发挥了怎样的独特作用？
江文君：首先，上海是战时国际金融与物资的通道。“孤岛”时期，上海租界内中国四大国有银行(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及汇丰、花旗等外资银行正常运营，维持自由国际汇兑，海外侨汇、国际援助资金多经上海兑换结算后转运大后方，支援国民政府财政。上海市民和工商界踊跃认购“救国公债”，认购量占全国发行量的六分之一，提供了重要的财政支持。国际援华物资、药品、工业设备等也经上海港进口后通过各种秘密渠道转运内地。
其次，上海是中日“货币战”的中心战场。租界内，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维持主流地位与信用，为稳定法币汇率和国内信用体系提供支撑。面对日军扶植的伪银行发行“华兴券”“中储券”的金融侵略，国共地下组织在沪开展货币战与锄奸战，打击日伪金融推广；中共地下经济组织在苏北等地推行抗日根据地货币，排斥日伪货币，从经济上瓦解日占区。
总之，上海以国际化的经济功能为持久抗战输出关键金融血液与物质力量，是不可替代的战略通道与经济堡垒。
中共四大纪念馆内关于抗战内容的展览。虹口区委宣传部供图
中新网记者：当时上海的“全民抗战”有何特点？
江文君：上海的“全民抗战”是正面与敌后、军事与经济、公开与隐蔽多种抗战形式在同一空间高度融合的全维度抗战格局。
一是实现了社会各阶层总动员。国共在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形成战略呼应，在情报共享、联合锄奸、经济斗争中密切合作；沈钧儒、邹韬奋等爱国人士通过“救国会”引领救亡运动；工人、市民在募捐、物资转运、难民救助中提供关键支持，就连帮会势力也参与筹集前线物资，形成了全民抗敌的合力。
二是抗战形式多元化。除金融战、经济战外，文艺界以文学作品、戏剧、漫画、话剧等多种形式振奋士气，《义勇军进行曲》即是在沪创作；新闻出版界通过“洋旗报”和创办救亡报刊等坚持抗日宣传，发出民族的不屈强音。
三是跨国情报网发挥关键作用。上海是远东情报中心，共产国际情报员理查德·佐尔格建立“拉姆扎小组”，中共情报人员参与其中，向苏联传递日军“南进”战略等关键情报，助力世界反法西斯战局。
四是跨越国界的人道主义救援。法国神父饶家驹建立“南市难民区”，庇护30万中国难民，这一战时难民救助的“上海模式”被纳入1949年《日内瓦第四公约》。中共地下党积极参与难民救助工作，并从中选拔青年奔赴抗日根据地。同时，上海在内忧外患下，接纳了逾3万犹太难民，市民在日军的封锁中自发为犹太难民提供住房、食物等援助，展现出惊人的互助精神。
中新网记者：上海投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程，对城市精神的塑造有何深远影响？
江文君：首先，战争催生了上海市民的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家国情怀。其次，国际救援与国际反法西斯力量、外国侨民在沪集结，让上海人认识到城市不仅属于自己，更承载着世界反法西斯的共同使命，培育了人类文明共同体视野。再次，军民的正面浴血奋战与敌后游击队的持续袭扰展现出顽强抗争的英勇气质，磨砺出坚韧刚健的城市品格。此外，抗战经历也孕育了大量知识精英和上海追求卓越的精神。如东京审判中国代表团的17人中，12人是在上海成长的专业法律人士，他们依托上海的法治环境与国际视野，参与维护人类公平正义的事业。(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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